【7】[13,14]其曰九重，则自地之外，气之旋转，益远益大，益清益刚，究阳之数，而至于九，则极清极刚，而无复有涯矣。

经星与七曜有别，经星，也即恒星，系于天且相对于天而言是不动的，但是因为浮阳之转，故也显示出在旋转。师法此层面的天地，使得我们知、礼有所面向，展现人的意义。

就七政旋转而言，朱子十分赞同张载的看法，横渠说日月皆是左旋，说得好……【12】[8]12-32二人观点的相同这一点，也被王夫之所察觉，其在《思问录》外篇评论七政右转时，说其说始于张子，而朱子韪之。《灵宪》《浑天仪注》此两部书是否为张衡所著，有待商榷，但其中浑天思想确属秦汉时期。在此，强调太虚作为最高概念的同时又将之与气紧密关联起来，理解气的活动即是理解太虚的活动。所以体之而使枝为枝、叶为叶，如此而生，如彼而死者，夫岂可得而见闻者哉 [18]505王夫之在这里以树为喻，表明了形而上之理并不是直接对于我们开显的。【2】 周桂钿《浑天说探源》一文有探讨。

可参见丁四新相关论述。南极下规七十二度，常伏不见。如果说儒家王道理想在秦汉之后发挥着愈加关键的主导作用，那么这种作用在宋代应该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显得更加突出[①]。

与之对应的霸道，动机来源于治国者的私心，不仅不合乎礼义，也违背了天理。[41]在注释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朱熹指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恤民是朱熹的一贯主张，针对当时百姓生活的悲惨现实，朱熹在其大量的封事、奏札、著述中都将减轻民赋作为重点加以阐述，比如在《奏救荒事宜状》中，朱熹披露了当时的情景：百里生齿，饥困支离，朝不谋夕。理一分殊无疑又成为了朱熹治理天下的理论根据。

[3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285页。并且，通过朱熹的进一步努力，理学家将自然宇宙的规律与社会伦理规范进行了沟通与连接，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15]，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

我们知道，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集中地体现在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一古训中。也就是说，想要保持政府财政的平衡，不能开销无度，还要推行节用与恤民等方针。当然，朱熹在对天理概念的阐发与延伸过程中，最具特色的还是通过对理一分殊的解释。朱熹重视农业，还表现在关于土地的分配问题。

不仅如此，理学家强调的存天理，去人欲，其根本旨趣是想通过加强当政者的内在修养，以理制欲来规范君主的行为，限制重臣的权势，并最终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在此，程颐高度评价其兄的贡献：明道临政之邦，上下响应，盖有以协和众情，则风动矣。另一方面，朱熹看到，在当时由于最高统治者不知体恤民情、爱养民力，各地州县贪官污吏更是巧取豪夺，横征暴敛，天下百姓受到敲骨吸髓的压榨已经到了憔悴穷困、元气日耗，根本日伤的地步，如果再不加以隐恤，则剥肤椎髓之祸必将日趋加剧。朱熹认为，汉唐虽有事功，但君主心术不正，且他们为治，只从利欲上着眼，以至整个社会人欲横流。

正如后世经常提到的，宋代士大夫具有强烈的参与政治的主体意识。由此，朱熹以帝王义利理欲之心来判分历史上的王道与霸道，他和二程一样，都认为三代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力把持天下。

在程颢看来，古代思想家没有认识到社会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解决之道也不应一蹴而就，而是根据现实条件的可能性进行调节，所谓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若履大路而行，无复回曲[39]。在二程看来，治理危机的化解，不但需要对政治体制、治理能力、政令法度做出改进，更主要的是首先要端正君主本身的道德修养，即通过格君心之非，约束君权滥用的可能，以此实现天下大治的理想。

按照程颢的说法：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作为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 朱熹不但在学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而且始终关注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显现出高度的责任意识。[16]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2971页。在当时，以陈亮为代表的许多儒家学者基于现实危机的紧迫性，积极鼓吹变法改制，并以汉唐帝王开疆拓土、富国强兵的功业为榜样，扭转时局。针对当时的土地兼并造成的贫者无业而有税、富者有业而无税等异常严重的现象，朱熹认为，如果土地问题不解决，国家安危也将酿成大祸。[27]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34页。

朱熹在撰写和注释《四书集注》时，本着这一精神，在继承、发挥前人思想资料的基础上详尽地阐述了其重民、厚民思想。朱熹在注解《四书》的过程中，往往采取以理解天的方式来确立理的地位。

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20]显然，君臣之理、父子之理虽各有区别，即具体的道德准则是不同的，但是它们均是道德原则的体现，其作为普遍存在的道德原则是一样的。

特别指出，对于政治的理解，儒家尤其是程朱理学更加强调由道德性之内圣开出秩序性之外王，这本质是对人性的信赖。由于宋代皇帝权力甚大，他的举手投足都关系到朝廷国家的兴衰存亡，故如何实现民本、仁政，皇帝都是儒家王道政治理念推行中最为关键性的因素，所以宋代的士大夫秉持正君心的观念，主张把正人心尤其是正君心放在首要位置。

[26]具体而言，在关于北宋变法改良问题上，二程与当时的王安石相比，其政治指导思想存在很大不同。[11] 蒙培元认为，从理学思想的发展来看，第一次把理作为最高范畴，并建立理学本体论，始于二程。为了防止土地兼并之风的蔓延，朱熹提出行经界、正版籍的主张，建议朝廷核实田亩，绘图造册，重新把土地界限划清楚，以此消除时弊，减轻百姓的负担，调动他们生产的积极性。朱熹说：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

[47]不难发现，农业产生的重要性在朱熹看来是毋容置疑的，为政者尤其需要重视粮食生产，同时人君必须以身作则，积极劝农，爱惜民力，使民以时。[40]这里，二程和很多宋儒一样，都真诚地相信三代井田制的可行性以及具有关心民生疾苦的悲悯情怀，但二程在恢复三代所奉行的井田政策中又提出了另一种思路，他们在肯定底层民众合理占有基本生产和生活资料要求的基础上，又要根据实际情况，以礼对社会财富（土地）的分配进行差别对待，从而维护了各个阶层的基本利益，保证了社会整体上下相安的和谐稳定。

[⑧]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50-451页。但作为宋之后的官方哲学，统治人们的思想达七百年之久，而且作为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体系，又与朱熹有着密切的关系，朱熹才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

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任何制度在其实行过程中，都可能产生各种弊病，尽善尽美和一成不变的制度是不存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被称之为道德理想主义。

但总体而言，在理学视域下王道政治的实践与实现，最后要归结到政治领导的内圣（美德）。[25]为此，包括二程在内的宋代士大夫都试图通过经筵制度影响皇帝的道德品性与治理天下的能力。面对北宋王朝的政治经济危机，，程颢在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上书宋神宗的《论王霸札子》中写道：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⑦] 惠吉兴，敦鹏.《二程政治哲学的超越向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年第6期，第90页。

北宋时期，上层统治阶级凭借政治经济特权，巧取豪夺，压榨百姓，将普通民众仅有的有限耕地占为己有，土地的丧失导致大量底层百姓破产，社会陷入动荡。这实际上就是通过天即理的阐释，达到了说明理即天的目的。

[20]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22页。就事而言，未有不变而能有为者也，大变用大益。

[25] 范立舟.《程颢、程颐论王道与治道及其现代意义》.《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第117页。设使强做得成，亦恐意外别生弊病，反不如前，则难收拾耳。